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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客、拒载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

2020-08-11 00:13

尽管北京市现有6.6万辆出租车,万人拥有出租车41辆居全国第一,但这些年打车难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出行的人群。而今年入冬以来的两场大雪,以及30年一遇的严寒,更让出租车的供需矛盾凸显。

2012年12月27日早晨8时,北京团结湖路,面颊冻得发红的李辉焦急地等待着出租车。然而,20分钟过去却没有一辆空车驶过。为了避免上班迟到,他只得朝最近的地铁站狂奔而去。就在李辉等车的路段上,每相隔十几米就有人等在那里,翘首期盼着出租车的出现。

“因此,伦敦出租司机整体年龄较大,非常有礼貌,服务态度非常好,因为连续5次被投诉,当初费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资格证便会作废。这样不仅保障了城市出租车司机的素质,而且充分保证了服务水平与乘客安全。”王克勤说。因此,他建议,要提高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首先是全面放开出租车市场,其次是对出租车从业者资格加强管理。

众多出租车司机师傅表示,希望“每天清晨不用再为‘份子钱’而忧愁”、“希望自己辛苦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归自己所有”、“不用交‘份子钱’,拉活儿就更有积极性”。

对于记者问到的停车挑客是否违规的问题,梁师傅坦白地说,“这样做确实不规范,尽管拉的活儿比在路上扫街的出租车拉的活儿大,但每个月上交给公司‘份子钱’后,净收入也就4000多元,这还不算给车维修保养的部分。”

尽管出租车司机有拒载、挑客、议价现象,但在王克勤看来,造成北京打车难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

“到军事博物馆地铁站10元钱。”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记者问是否去其他地方时,这位司机说,“哪都不去,现在城区堵车,自己就在西客站和军事博物馆的地铁站拉客。”

尽管专家建议放开出租车市场,但并不等于对出租车司机降低要求。

2012年12月26日傍晚,新月联合出租车公司一位司机师傅把车停在金台西路一侧休息,陆续过来打车的人都被他拒绝了,理由是“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出租车司机不是不愿意拉客,就靠这个吃饭的,怎么会不拉活儿呢,我一个月的“份子钱”就要5000多元,每天一睁眼就欠了公司200元。

据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目前共有6.66万辆出租车,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规模,多年来一直没有增加,但北京的城市面积在不断扩延,城市人口也在增加,总量需求的确存在较大的缺口。

“圣诞节那天最难打车。”2012年12月25日,和大学舍友在五道口聚餐结束的王瑄准备打车回家。可她在寒风中等候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打上车。“最后还是坐黑车回的家。不仅是圣诞节那天车少,夏天热的时候,秋天下雨的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出租车都难打,总之给我的感受是,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很大牌。”王瑄说。

对于记者提问的“份子钱”是否过高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以单班车为例,司机的额定工作量是给公司上交每月5175元的‘份子钱’,这笔钱是政府规定的,6年来没有变化。”

“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签订完劳动合同后,还要与出租车公司签一份承包营运合同书,约定司机的生产任务定额,也就是每车每月的‘份子钱’。”北京一家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民间对出租车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专家的药方也开了无数。但打车难等问题却是越演越烈。

“就跟计划经济时代吃饭难一样,如果一个县城只开两个饭馆的话,那么全县城的人都要挤到这两个饭馆吃饭,但如果放开条件多开一些饭馆就会缓解吃饭难的问题,同理,打车难可以通过开放出租车市场解决。”王克勤说。

2012月年12月26日中午,张女士带着8岁的儿子在阜成门儿童医院看完病准备回家,“孩子扁桃体发炎,早上从家来医院时就不好打车,中午出租车更少了,尽管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但听我说完要去的地方后就开走了,理由竟然是不顺路!”张女士气愤地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租车改革课题组调研组成员王克勤认为,出租车公司收取司机高昂的“份子钱”,造成了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出租车行业真正的经营者、生产者、劳动者即司机们所得甚少、负担沉重,这也使得出租车司机在工作积极性和服务态度上大打折扣。”

这位司机师傅还告诉记者,他从业已经10多年了,出租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10多年前如果好好干,一年能挣到几十万元,而现在出租车不允许个体单干了,油价比过去涨了好几倍,物价也高了,眼下只是挣个糊口钱而已,利润都让拥有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占了。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降低在路上的空驶率,选择了定向拉客。2012年12月26日晚上7时,记者看到五六辆出租车在北京西客站广场附近与地铁军事博物馆站附近趴车等活儿。

王师傅开的是单班车,他告诉记者,自己每月要向公司上交5000多元“份子钱”,而车辆的维修、日常损耗都是自己掏腰包,一旦车坏了不仅挣不到钱,还要自己掏钱把“份子钱”贴给公司,公司凭借“份子钱”旱涝保收。

多年来,出租车司机抱怨最多的是“份子钱”交的太多,干活儿不赚钱。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个“份子钱”的标准已实行了6年,从未变过。为什么“份子钱”到现在还是没法动?

他介绍,因为出租车行业施行准入限制,这个行业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靠经营权来限制自由竞争,个体没有办法进入出租车市场。因此,解决打车难需要打破经营权的垄断,开放出租车市场,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供需不足的矛盾。

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分析,“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状况不断加剧,为避免堵车影响收入,上下班高峰时段,很多司机不愿意跑拥堵路段和主城区,导致市民在一些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附近很难打到出租车。”

在北京三环以内的一些宾馆附近,记者也看到不少停车等客的出租车,一位梁姓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宾馆的旅客一般都是去机场或火车站的,他们的路途远,而司机到了机场和火车站又不愁拉不到客,这样减少了空驶率。

“我们有时候想拉远活儿,也是迫不得已。每天想的都是先把‘份子钱’挣够,心里压着石头干活儿肯定影响服务质量。”王师傅说。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显示:打车难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普遍的难题,有53.77%的人打出租车需要10分钟以上,只有占总体比例11.68%的人等出租车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放开车头,管住人头”是王克勤的观点。他认为,对于提高出租车服务水平,首先是放开出租车市场,准许个体进入,加强行业竞争,此外,对出租车司机的从业资格也需要严格管理。

2012月12月26日下午4时,临近中小学校放学时间,于先生已经在女儿的学校门外等候。他平时开车接送女儿上下学,因为当天限号,只得打车来接。“每当晚高峰打车人最多的时候,路上的出租车反而变得稀少起来,能在下午五六点钟打上车成为一件奢侈的事儿。”于先生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出租车司机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可是出租车毕竟是服务行业,服务意识应该是司机的底线。“如果真的下班,或者交车,应该将车内的白色暂停标识亮起,以空车的标识无视路旁的乘客,会让人感觉出租车司机很冷漠。”刘先生说。

他向记者举例,在英国伦敦,出租车驾驶资格证相当于律师资格证一样难以得到。要求有10年以上驾龄司机,懂两国语言,而且要进行对城市历史、地理、文化等的综合考试合格后方可获得资格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文学国也表示,“出租车数量不够导致出租车需求和供给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与稀缺的出租车形成反差的是,不少在车挡风玻璃前安装红色指示灯的黑车主动招揽着乘客。“平时打表仅需要15元,黑车司机张口就要30元。”拒绝了黑车“惠顾”的陈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注定上班迟到的她无奈地说,“2012我不要大船,只要一辆出租车。”

其实,打车难在北京已是一种常态。2011年一项对北京打车情况的调查显示,81%的人遇到过打不到车的情况,65%的人因此误事儿,近八成的人认为,这个城市顽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那为何刚才拒绝那些打车的人呢?”记者问,“因为现在到了晚高峰,路上堵车太严重,车根本走不动,拉客堵在路上消耗的汽油钱都赶上打车费了,还不如省点油等路好走了再干活儿。”

2012年12月25日,从郑州来北京看望女友的邹越抵达西客站后,因为站内等候出租车的乘客太多,“想出站碰碰运气”的他走到西客站北面的广场,“看到有几辆出租车停靠在路边,但他们不打表,去国贸直接要120元。”邹越说。

针对天气寒冷,很多人打车时遇到的一车难求的局面,一位网友感慨,“现在打车都是先问,师傅您去哪儿?能捎我一程不?实在是太冷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租车改革课题组调研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认为,“出租车行业不应交予若干公司特许经营”。对于放开出租市场将增大现有出租车空驶率的观点,余晖表示,“空驶率应由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进行调节,而非由政府强制调节。因此,应当放开管制,取消出租车特许经营。”

接到女儿后,于先生等了20分钟还没有打上车,期间虽然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但得知于先生要去的地点后,以“交车方向不一致,会耽误交车”拒载了于先生。

“现在的出租车司机都娇贵,堵了不去,近了不去,挑客、拒载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的刘先生表示,他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种拒载理由总结了一遍,“堵车、不知道具体位置、快要交车了、车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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